初中语文中学文学：从政治到人性追问
发布:佚名 时间:2010-3-19 14:19:00 来源:京翰教育中心 录入:hong 人气: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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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人民共和国即将从西柏坡走向北京，在一个崭新的国家，新的教材即将取代旧政权在课本上的痕迹。
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苏联的强烈影响下，中国语文教学、语文教材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教学体系。
“国语”改为“语文”
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由叶圣陶主持的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审改中小学课本。随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又在出版总署设编审局，集中了老解放区和叶圣陶原开明书店的部分编辑人员，继续教材的审编工作。
在新中国建国早期的语文教材编写中，叶圣陶是关键的人物之一。也正是他正式提出将此前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统一定名为“语文”。他解释说：“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首任部长马叙伦召集的第一次部务会议，就是研究编制新的小学课程标准。
1949年秋，共和国第一批小学生读到的是叶圣陶等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华北、东北、山东等老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而共和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则是以老解放区的以《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
此后几年，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对这些教材进行了修订，但总的来说，仍以老解放区课本为蓝图。在后来很多研究这一时期教材的文献中，都认为这些课文比较重视政治思想性，有较强的政策观念，“注重与斗争实际、群众生活相结合”。
1950年7月，新成立的教育部制定了《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初稿》，提出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儿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社交的交谈能力和写作能力。
具体地说，那时的小学语文有三个目标：一是使儿童能独立、顺利地欣赏民族的大众的文学，阅读通俗的报纸、杂志和科学书籍；二是使儿童通过说话、写作的研究练习，能正确地用普通话和白话文表达思想感情；三是使儿童通过写字的研究练习，能正确、迅速地书写正书和常用的行书。
“以苏为师”的组成
新政权刚刚建立，有关决策者就要求中小学教材必须统一供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就指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的政策。”
1950年12月1日，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以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社名。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教育部视导司司长柳缇兼任副社长、副总编辑。
1951年7月，人教社第一套初中语文教材出炉，其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这套新中国首套正式的语文教材尽管首次提出听说读写全面训练的问题，注意文字和口语的一致，但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限于当时条件，仍存在总体分量太轻，对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编排上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
1951年7月由人教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及1953年经改编出版的语文课本，都强调从各个方面反映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清除旧社会所用的国文课本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内容，用革命思想教育下一代。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背景下，早期的语文教材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根据有关“教材编辑大意”文献，当时的课文内容“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规定课文要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
最早的语文课本中涉及党史、革命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如小学课本里的《八角楼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等等，以及中学课本里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学习白求恩》《(朱德)母亲的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解放军和老百姓》《老山界》《截肢和输血》《冀中的地道斗争》《三渡天险》等。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唯有向苏联全面学习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经验，才能提升当时极为薄弱的国力，实现民族自强的理想。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建国之初即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
做到这一点，要求之一就是在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对接。从1949年开始，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就组织力量，对苏联10年制学校的教材进行研究和编译，此后新中国最初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材，都以苏联教材为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