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中学文学：语文课改与国家变迁
发布:佚名 时间:2010-3-19 14:20:00 来源:京翰教育中心 录入:hong 人气: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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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国初期，一位苏联教育专家评价当时的语文教学，认为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
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分科教学。叶圣陶认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
这年出版的汉语和文学教材，即《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六册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六册，借鉴了当时苏联语文课本分为俄语和文学的做法，并收录了俄罗斯文学的不少作品，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等。
研究者认为，这两套教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汉语与文学教学体系，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系统性，是建国后语文教材建设的一个亮点，但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了文学教学，忽视了对学生一般读写能力的培养。
为了配合语、文分科，教育部在1956年颁布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正式的语文教学大纲。
这份大纲提出，汉语教学要“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养成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就能扩大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在这份大纲里，文选教育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集体主义精神，自觉的遵守纪律的精神，爱护公共财物和坚韧、勇敢、谦逊、诚实、俭朴等品德；热爱祖国语言和文字的感情，提高认识能力，发展想象能力；培养正确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明确的是非、善恶观念和热烈的爱憎感情。
一些研究者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1956年语、文分科的教材仍然存在政治化、简单化解读的倾向。
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又停止了以前的课本，1956年版教材寿命只有短短两年。在1958年版教材中，则充斥着浓重的“左”倾思想内容，导致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文汇报》曾展开过两次有关语文教育中政治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关系的讨论。此后，1963年5月，国家再次颁布《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对语文教学进行了正本清源的修正。
这一大纲提出语文学科的性质是：“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大纲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同时，大纲还针对语文教学的实际，明确地指出：“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
大纲还提出了“文质兼美”的课文选录标准，要求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课文，要“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应“简明扼要，切合实用”；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回归传统，提倡多读多写多练。当然，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次大纲仍存在“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较大影响。
根据这一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着手编写新的语文教材。由于爆发文化大革命，新教材尽管只出了一部分，但课文选材广泛，着重培养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加强了课外阅读和写作指导，成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一套比较成熟的教材，其体系框架成为“构建现行人教版语文教材体系的基础”。
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
这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限下放问题的规定》，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
根据有关研究者提供的材料，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马列经典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记叙文中，有13篇是乡土教材，其中有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的，有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有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的。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秋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
作文放卫星经典被批判
2009年08月05日17:04凤凰网读书综合
大跃进时期，很多之前出版的语文课本，受到了批判。
1958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课本中，古典文学作品明显减少，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作品，除鲁迅之外基本上都被排除。而即使有漏网之鱼，也迅速被人们抓住，进行猛烈批判。
譬如《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一文，很多地方教材编写小组的人便认为：“不但对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毫无帮助，而且还会在部分学生中间产生向往剥削阶级享乐生活等严重偏差。”
更有意思的是，今天很多人都熟知的“卖炭翁”、“石壕吏”、“捕蛇者说”等看似政治绝对正确的课文，也被批判。
这些人批判的理由有，一、读这样的文章，还不如上几篇反映总路线精神、工农业大跃进的现代文学作品来得直接，教育作用更大。二、《捕蛇者说》所鼓吹的思想，无非就是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减少对农民阶级的剥削。这种思想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忘记了根本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其方法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农民的地位，是封建毒瘤。
而为了要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给学生头脑“插上红旗”，很多地方要求在学《给特立同志的一封信》、《母亲的回忆》等课文时，要“引导学生大胆地暴露并批评自己的个人主义、蔑视纪律、追求享受等思想行为”。把政治课和语文基础课高度结合起来，使得语文基础教育无法进行，学生读写能力下降。
更夸张的是，作文浮夸风也飘进了校园，某市教育部门便宣布：“有几个学校学生创作指标达到了几万篇，如市立师范，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学生就完成了4000多篇创作。
然而有教育者指出，当时进行的这种创作，很多学生并不真正理解自己所写的内容。模仿、因袭乃至剽窃等情况非常普遍。新民歌中的“孙悟空”、“穆桂英”等形象，更是在诗歌里被用滥了。所谓一晚上创造几万首诗，不过是通篇豪言壮语的堆砌，毫无意义。
背景:“大跃进”运动
2009年08月06日20:41新华网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7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会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在这之后制定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帐的主要指标过高，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7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六十年代的语文课本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秋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
经典课文选读
大跃进时期小学语文第一课
全文还是只有两句话：爷爷六岁去放羊……
“大跃进”期间，小学课本一年级第一篇是这样的：“爷爷六岁去放羊，爸爸六岁去逃荒。今年我也六岁了，公社送我上学堂。”
除了歌颂人民公社之外，强调阶级斗争内容的课文也很多。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政治路线的。”这是60年代中期编写的小学三年级数学课本第一课的课文开头。
在这些已经发黄的课本上，每一页都在讲阶级斗争。一道数学练习题的标题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题目先要上一段政治课，然后用一段很大的背景材料：“在万恶的旧社会，土地大多数被地主、富农霸占着，广大的贫苦农民没有土地……”
足足一页的政治课内容过去了，才切入到正式的数学问题：家里有多少地，每年收多少粮食，要给地主交多少租，借了多少高利贷，过了多久就翻了多少倍……